我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

    也许世界上很多人对德国人或者德国这支民族的看法是很严肃，总拉着脸，那也许是他们没有切身跟一个德国人相处过，不曾看到过历史胶卷里荡漾着四五月份矢车菊般迷人笑脸的金发德国姑娘。后来认识到媒体这种恐怖野兽的传播魅力后，我想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一个经历过纳粹、党卫军、屠杀、侵略这一串敏感词汇下所代表的历史并且活下来

    的老男人在面对如今的世道，我会觉得自己是一块上了锈的瑞士怀表，依旧在沿着既定的圆转动，不管上了多少次发条，滴加了多少油。

    这么说，似乎跟我先前说的我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有所冲突。

    事实上，在那些日子你很难置身事外，也染上看似总在自相矛盾的思考习惯。我身边的每个人，军官，士兵我想还有那些为战事忙的焦头烂额的统帅部，都在无时无刻与现实中的敌人和头脑中敌人在抗争。坦白说，在1943年之前我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战斗会失败，而后我们会不自禁的在任何闲暇的时候入神，训话的时候，听广播的时候，或者战斗间隙很长的时候，当然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我们都是在忙于疲命的战斗，都在考虑着当下的处境，期盼着为我们的迷途探索出一条摆脱困苦现状的道路。我对哲学很好奇，我甚至玩笑的想过那个时候即便黑格尔也很难为我们的处境指点迷津，这点使我在接下来的直到1949年的日子里，都在这种沉郁的思索中度过。

    这让我的子女们很困惑，住进莱斯克劳斯医院以来，平时难得遇见的两个孩子汉斯和安娜都坐到了我的床前，汉斯还为我购置了一把可以遥控的轮椅，我在一次跟院长的闲聊后把轮椅捐给了医院，这让汉斯很懊恼。安娜会在每周六的傍晚来给我换一盆仍含苞待放的白玫瑰并为我梳理额头上所剩无几的头发，有时候她的丈夫换班休假的时候可以帮助照看他们的孩子，安娜就会为我朗读一些席勒的诗歌，可我经常打断她，说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并毫不客气的批评我认为不满意的地方，安娜从未对我的任性有所不满，静静地在一旁听着我口齿不清的唠叨，用她那双浅亮蓝色眼睛温柔地注视我，有时候我透过她的眼睛可以看到她母亲的样子，这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会让我很快的安静下来。

    对于一个接近生命尽头的老男人来说，能做到条理清晰的去回忆一下过去并不容易，甚至会出现时间上的误差，人名的混淆。不过即便在前些年我脑袋还算好用的时候也记不全这些时间和人名，除了几名我最要好的战友外。因此这里我叙述的过去除了有意无意的尽可能避开政治色彩，尽量去还原一个真实的普通二战德国士兵的经历。

    海因里希·斯特恩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和战友，我们的命运多次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很多次战斗我们相互扶持，形同兄弟，在战场上，这样的一个战友甚至比你的父亲、兄弟还要值得你信赖，如果没有他，我已经死了很多次了。战后由于海因里希的家乡在西里西亚，在1945年的时候他从英国人的战俘营里出来后带着家眷搬到了慕尼黑的一个小城，做起了运输钢材和承包建筑的生意。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喝茶的时候，他拿起一份巴伐利亚地区印发的报纸，指着上面的一则东德政府在1961年秋天修建柏林墙的图片对我说：“看，幸好我过来得早，否则就要被拉去修建柏林了。”

    我们在一次党卫军老兵集会上，有一次因为有人闹事，我们临时决定把聚会地点改在了汉堡附近的一座叫做耶腾布劳恩堡的小镇酒店里。那一年我因为在苏联的第一个年头冻坏了双膝恰巧又染了风寒正在住院，我匆忙的办了离院手续赶往那个小镇的时候已经过了约定的聚会时间，本以为去不成的时候，负责组织聚会的鲍曼通知我决定为我把聚会时间再往后推迟两天，让我不要着急。德国的冬天并不冷，当然这是比起北部和原先东普鲁士地区，若是在比较起在苏联的三年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里，我都要赞美我们温暖的冬天了。等我赶到这座十八世纪建造的一座哥特式风格古堡时候，大家已经围坐在一起喝着奶咖啡侃侃而谈了，大家看到了我，海因里希第一个站了起来，布满鱼尾纹的细小眼睛流露出难以察觉的欢快神色，对我说了一句话：

    “我还以为看不到你了呢。”

    顺便提一下，我叫艾里希·冯·霍夫曼。一名退休的铁轨工人，曾经的第三帝国国防军第二轻装甲师的野战工程兵，后来加入党卫军第二装甲师帝国师。我有过很多好朋友，但是他们要么早早的从我的身边死去，要么就是我疲惫的身心已经忘记了他们名字，时间久了甚至怀疑他们的是否真实的存在过，除了我最好的朋友海因里希外，我能够记得跟我同生死的一些战友，他们是：切尔姆森、汗辛顿、林德伯格、费尔姆、施罗德、蔡勒、海因茨、龙克施迈因、艾克、奥伊森、迪特里希、洛恩斯。;